正如同 20 世紀墨西哥裔美籍農村革命家 Cesar Chavez 所說： 「語言是我們自身的反射，它正反映了一位說話者的人格特質與成長歷程。」 小編也常常覺得，一個民族的語言，絕對是表現這民族最獨特、最有味道，從裡到外的一種文化精髓！ 否則，為何法文聽起來如此浪漫又感性，一句「Je t’aime」聽來溫柔卻堅定…… 為何德文的文法如此精準又精確，一句「Ich liebe dich」精準不馬虎…… 為何泰文說起來如此溫和又隨意？一句「Phom rag kun」隨口說出我愛你…… 於是南島民族的語言也一樣：隨口一句 nga’ay ho，一句 mihumisang，彷彿都可以聽到海浪的拍打，與山風的吹拂。 曾經，在巴別塔之前有過那個年代，我們的語言曾經是相同的。歷經了萬年、億年，千百年來的分離，你遷到大陸，它遷到高山，我遷到海洋，我們的生活環境與我們的個性，漸漸改變了我們說話的方式和詞彙，直到分歧日大，終於我們不再說同樣的話。 最後當我們說的話，唱的歌，體現了我們的成長與思緒方式，就像阿美族歌手阿洛所說： 「母語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鑰匙。」 「當我們聲稱自己是 Pangcah（北部阿美族人的自稱），是原住民的時候，只有語言才能證明我是誰！」 但這個想法，卻直到阿洛在外地唸書後才有所領悟。當我們聲稱自己是原住民的時候，只有語言才能證明我是誰！
那段不敢說母語的年代
知名的阿美族歌手阿洛（阿美語：Ado’ Kalitaing Pacidal）來自花蓮的馬太鞍部落，從小跟著阿公阿嬤長大，自然說了一口好阿美語。只是上了小學，跟著爸媽搬到台東市區就讀後，竟然開始漸漸不會說阿美語了，一直到大學…… 逼她放棄說阿美語的人，不是別人，而是這社會。 就好像至今我們聽到不同族群的朋友，說話帶有不同腔調或口音時，仍然會以帶著戲謔的語氣開玩笑。這樣的對象，有可能是來自不同縣市的朋友，可能是外國勞工朋友，或者是在這島上生活了數千年的原住民朋友。 被嘲笑了很久，直到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不同腔調是令人害羞的。就好像我們父母那個年代，說閩南語要被處罰，脖子得掛上「我不說台語」的牌子一樣，記憶猶新。 「我們曾經都有過覺得自己母語很落伍的時間。」阿洛淡淡地說。 小時候，身為阿美族的阿洛說話總是帶有口音，因此在市區就讀後，常常被人嘲笑：「小時候曾被歧視，因此我發誓，我要講一口標準的國語，直到外人無法從我的口音判斷出我的身分。」 她開始苦練一口所謂「標準」的國語，直到一年過後，升上國小二年級，她甚至已經可以代表班上參加國語朗讀比賽！ 在這看似好強個性的背後，卻代表了當時一位 7 歲小女孩在身處龐大社會偏見的壓力下，所激發出來的自我要求，是多麼地壓抑。 於是從國小二年級到高中，從壓抑到自然，整整十多個年頭，阿洛幾乎不說阿美語，就連父母也期望他們的小孩能因為說一口標準國語而成為「卓越的現代公民」，努力以國語和阿洛溝通，僅在斥責她的時候，才會脫口說出一兩句阿美語。 每當回想起這段記憶，阿洛總是舉法國散文及革命家弗朗茲．法農的名著《黑皮膚、白面具》裡的一句話： 「當一個法國的黑人說了一口好法文，就覺得自己變成白人。」當一個法國的黑人說了一口好法文，就覺得自己變成白人。
第一次打擊：語言不再，原住民族彷彿被背叛了死刑
直到上了大學，阿公不幸去世。阿洛眼見阿嬤難過不已，心想要說幾句族語來安慰她，腦子卻好像打結一樣，半句阿美語也說不上來，心中非常挫折。 「我依稀記得，我小時候是她帶大的，而且非常會講（阿美語）……」 這樣的處境不只發生在阿洛身上，也同樣是多數族人所面臨的，因為有超過 60% 的阿美族人，都不會講族語。 她還記得在政大念研究所時，一位民族所的老師甚至直截了當地在班上宣布，「不用 50 年，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就會全部消失。」他接著問：「那台下有沒有原住民呢？」 阿洛緩緩地舉手。 「在那當下，我彷彿覺得有人在宣布我的死期。」阿洛回想道。 這是她人生中，對於自己族群所遭遇的困境的第一次打擊。從此之後，阿洛也開始意識到她的族群跟其他多數民族比起來，有多麼地不同。 於是她和幾位阿美族學生組了一支跨校的阿美族學生會，目的正是學習族語；大家都不會說，但仍願意一步一步學習，慢慢找回身為阿美族人的根。 而現在受歡迎的阿美族歌手 Suming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與阿洛結緣。Suming 在當時跑來參加阿洛的學生會而認識了她，兩人之後成了要好的朋友。也就是在認識 Suming 之後，她開始有了要以音樂來改變世界的念頭。她跟 Suming 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紅了之後，我們一定要影響這個世代的人去唱阿美語的歌，去擁抱這些東西。」「道德訴求太慢，所以我們要用音樂去影響族人，甚至非原住民的人！」 只是在有此理想後，她卻立即在音樂路上遇到了挫折。「不用 50 年，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就會全部消失。」在那當下，我彷彿覺得有人在宣布我的死期。
第二次打擊：原以為多元兼容的台灣無法接納族語音樂
當她抱著母帶去找第一家唱片公司洽談出片事宜時，公司的人說：「妳的聲音不錯，外型也不錯，但我希望妳的歌要全部改以國語演唱。」 由於阿洛當初以阿美語演唱母帶，就是希望最終能以族語出片，因此她立即婉拒唱片公司的要求，轉而去第二家唱片公司，卻遇到了更直截了當的回應。 當第二家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員聽到阿洛的想法後，直接在白板上畫個圓餅圖，說： 「阿美族人口頂多十幾萬人，扣掉不會買唱片的老人與小孩，妳要賣給誰？」接著直接在圓餅圖上打個大义。 在當下，阿洛的腦子立即回想到那位在課堂上宣判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死刑」的老師。 接連被不同唱片公司拒絕以阿美語出片，當下她的心是在淌血的。 這是她在尋根的路上，所遭遇到的第二次打擊。 「我一直以為台灣是很多元，很包容的。」直到當下才發現：原來台灣的環境是這麼狹隘，這麼不給空間，這麼不給機會，「這麼不願意去認識這座島上其他美好的事物。」 「他覺得妳長得不錯，肯定妳的聲音，但卻否定妳以妳的母語出片。」「他否定妳的存在！」 從小學開始，阿洛被逼得學會壓抑自己，直到上了大學，重新尋找自己身為阿美族人的認同，想要找回阿美族的文化精髓後，卻開始被整個社會壓抑。 「雖然有整個大環境的壓抑，但我想要把它化為力量，那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未完，接續〈【人物專訪】阿洛談音樂（下）：用祖先聽得懂的語言歌唱，是我們共同的鄉愁〉）我一直以為台灣是很多元，很包容的。直到當下才發現：原來台灣的環境是這麼狹隘，這麼不願意去認識這座島上其他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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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文字：方克舟；攝影：Benedict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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