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日本也有原住民——北海道傳說中的「毛人」愛努人

（註1）的來源，學說上眾說紛紜。大部分學者認同愛努人是日本源遠流長的原住民之一。中國《新唐書．日本傳》就日本派至中國的遣唐使記錄中提及「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山外即毛人」，當中的「毛人」便是指愛努人（註2）。愛努人主要定居在今北海道與周邊的島嶼，散布於日本的東北部。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發現有古愛努人活動的地區。（Credit: Wikimedia Commons）[/caption]   誰是愛努人 在「蝦夷地」（今北海道）還未屬於日本的年代，蝦夷地這片土地上一直居住着與日本本土的大和人於語言、外表、生活習慣和居住環境等都截然不同的種族。引用部分學者所說，愛努人「濃眉大眼」、毛髮也較多，長相上相對於日本人，更容易被認為是歐洲人（註3）。 愛努民族有獨立的語言體系（編按1）。今日日本東北部的地名，不少源自於愛努民族的語言。札幌、小樽、知床等地名在愛努語中都有個別地態所指。在文學方面，愛努人亦有以口述形式流傳的民間古詩與口述文學作品（註4）。雖然愛努民族並沒有建立嚴謹的文字系統，但以大自然宗教信仰為中心的愛努文化體系一直依靠口述方式傳承，形成愛努民族的身份認知。 蝦夷地土地遼闊，四面環海。愛努人的生活十分依賴大自然，男性會狩獵（主要為捕獵森林中的熊與鹿）與在沿海地區駐守捕魚（主要為鱒魚與鮭魚等），女性則會在廣闊的土地進行規模不大的耕種與在樹林中採摘果物。愛努人日常的食物亦以打撈的漁物加工製成品（如鹹魚湯、魚肉）、野菜湯與水果為主（註5）。在蝦夷地變成北海道以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愛努人過着簡樸的生活。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1904 年的愛努人影像紀錄（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CC0）[/caption]   從蝦夷地變成北海道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明治政府於 1869 年強硬地收歸蝦夷地，改名為北海道，正式開始一連串的改造工程。[/epq-quote]天皇從 1868 年的大政奉還中從德川慶喜將軍手中重新獲得政權，開展了劃分現代日本的改革 —— 明治維新。 在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的路向下，日本在 19 世紀末開展國家的現代化，打造全新的國家秩序。躋身西方強國之列為當時的首要目標，明治政府以國土完整為第一步，把北方的蝦夷地與南方的琉球國先後規劃於國土完整的計劃之中 ——「收歸國土」安排是「強對弱」的帝國政策思維，當中沒有參考兩地居住人民的意見或想法。 按現時的日本地圖計算，北海道的面積為 83,457 平方公里，佔日本總面積 377,962 平方公里的 22%。同時，蝦夷地的地理位置亦被當時的探險家（其中最著名的為探險家最上德內）認為對日本北面的國土防衛有重要的軍事作用，必須多加防範（註6）。此外，當時日本與俄羅斯的國際關係愈趨緊張，不少政治家鼓吹國家應加快本土完善，保持戰爭準備狀態。作為北方的領土，蝦夷地的政治意味隨著局勢變得重要（註7）。種種原因終使明治政府加快「統一」蝦夷地的步伐。 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明治政府於 1869 年強硬地收歸蝦夷地，改名為北海道，正式開始一連串的改造工程，包括設立開拓使、以不同制度吸引和人移民到北海道等，愛努人則被貼上「土人」、「少數民族」與「落後文明」的標籤。   在 19 世紀末的日本，改革風潮正席捲整個國家。在「現代化即西化」、「西方就是文明」的教條下，不難想像本土和人對「土人」的態度 —— 土人是落後的象徵，在文明開化的過程中，缺乏「政權」、「統治權」概念、過著純樸生活的愛努人毫無反撃之力，必須接受和人所相信的文明洗禮。   明治 2 年，一場由上而下的「開化」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在「現代化即西化」、「西方就是文明」的教條下，⋯⋯ 土人是落後的象徵，⋯⋯ 必須接受和人所相信的文明洗禮。 [/epq-quote]明治 2 年（1869年），明治政府在《太政官布告》第 734 條中宣布蝦夷地被收歸於日本國土，改名北海道，並成立北海道開拓使負責北海道開拓工作。回顧北海道的開拓歷史，明治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依賴外國專業顧問，作為原住民的愛努人被完全排除在外。 愛努人無法參與這場由上而下的「開化」改革，而這場改革卻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根據專業研究北海道史的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高倉新一郎於 1942 年出版的著作《アイヌ政策史》，北海道開拓的重點在於為日本提供國防補強與提供經濟支援。北海道的開發史上有數名重要的外國專家，包括引人西方農業技術、主張在北海道建立大型農業制度與支配農業生產水利工程的ホーレス・ケプロン（Horace Capron）與在札幌農業學校教授植物學與農業知識的クラーク（William S. Clark）等（註8）等，在外國專家的帶領下大規模地改造，為北海道帶來道路、礦業與農業的基礎建設。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位於札幌的明治時代北海道開拓使本廳。（Credit: Wikimedia Commons）[/caption]   以日本名字代替愛努身份 愛努人雖然沒有文字，但愛努族的文化一直以口述語言承傳。愛努人在過往與和人的交流中，已得知兩者在文化、語言、社會面貌等層面的不同，亦藉以建立了一套屬於愛努人的身份認同。 然而，當蝦夷地變成日本的北海道，愛努人被強制納入為日本法律系統下的平民籍 —— 這代表著愛努人變相放棄了愛努族的身份，變成了「日本人」。在籍貫登記中，愛努人換上新的日本名，放棄以愛努語取的名，與過去的身份「割裂」。 根據《開拓使事業報告》，愛努人必須換上日本姓，方便開拓使對愛努人進行人口管理，進一步管制北海道的運作。不少愛努人並不認識日語，亦沒有「戶口登記」的概念，故會在登記過程中以整個部落採取同一姓氏。強制性的改名破壞了原來愛努文化中的「家系」系統。這舉動可被解讀為愛努人加入日本人（按當時理解、即大和人）的象徵（註9），然而，事實上，明治政府初年的官方文獻與學術研究均稱愛努人為「舊土人」—— 即使日本當時已取消社會制度下的身份制度，達致法律層面的「人人平等」，但愛努人「舊土人」的身份在社會中仍受到歧視。 愛努人除了要捨棄原來身份、接受和人的文明開化外，還要接受不平等的社會狀態。而舊土人的身份亦延續和人對愛努人的歧視，阻礙雙方認識與進一步融合。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現時北海道地區的愛努族登記人口比例圖。顏色愈深代表佔當地的人口比例愈高。（Credit: Wikimedia Commons）[/caption]   19 世紀末開始的同化教育 明治 18 年出版的《開拓使事業報告》第 4 編中，清楚列明當時的教育方針與學校機構。 在總說部分，報告指蝦夷「地古」與「教育未及」，又以「禽獸」等字形容土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當時，明治政府實行的鼓勵移民政策為北海道帶來大量來自本州的和人新移民，希望藉和人的人力資源開拓北海道。新移民的遷入帶來更多適齡兒童的定居。因此，在北海道推行教育除了滿足政府政策下大量移民者的子女教育外，亦是為了舊土人學習「禮節」與「敦厚」的重要手段（註10）。 從大蔵省的報告中便可看到明治政府對愛努人文化的輕視，教育規劃中並沒有對愛努文化的考察，只有單向的文化灌輸。   雖然確定了對愛努人實行教育的方針，但政府對和人與愛努人應否在同一場所接受同等教育有甚大疑慮。對於愛努族兒童與其他移民到北海道的大和族兒童的「教育分離」政策，大蔵省的《開拓使事業報告》並沒有着墨太多。 日本教育者澤柳政太郎在 1910 年發表的《我国の教育》中分析了明治政府當時的動機。澤柳先生在文中總結了 7 項原因，當中不少都有濃厚歧視色彩，包括對愛努民族性上的種族性歧視：第 1 點 —— 愛努人被認為自祖先以來精神發達程度較低，心智亦較遲鈍，和第六點 —— 愛努族兒童生活狀態劣等、本性不愛學習；亦有針對愛努人在學習上和生活習慣的誤解與歧視：第 2 點 —— 愛努人在國語（日本語）的練習較困難；第 3 點 —— 愛努民族缺乏數學觀念；和第 4 點 —— 愛努人的不規律生活習性使他們難以適應重視規律的學校生活（註11）。 事實上，當時明治政府並沒有就愛努人的智商或學習能力等方面作出深人的科學研究；可見以上對愛努人「文明」能力、與學習能力等批評實際上建構於以大和民族為唯一標準與重心的政治觀。在以大和人為絕大多數的社會制度下，愛努人被視為「較低等動物」，應獨立接受特別設計的教育制度。   在義務教育原則與「教育分離」的取向下，開拓使（編按2）為愛努學童設立北海道土人教育所（部分學者稱為土人學校）（註12）。土人學校接收愛努族中的適齡學童，與和人學童的「常規學校」之間存在清晰的界線。 愛努人在學校中被禁止說愛努語，必須學習以日本大和文化為首的「文明」—— 普遍包括語言、飲食與衣着三方面。「文明」典範中，語言上應以日本語為唯一語言；飲食習慣應以和食與西食為主；衣着以日式衣著或新式西裝為佳。在學科方面，除了一般的修身、國語、算術與體育外，亦有相對「實用」的科目：男童要學習務農；女童則需要學習裁縫。為滿足開拓使興農方針，土人學校集中教導農業技巧等實業知識，期望透過學童教育提高務農人口（註13）。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在教育的灌輸下，年輕一代的愛努人已漸漸失去接觸愛努文化的機會；同時，他們在制度上仍被認為是「異族」，無法獲得真正的平等地位。 [/epq-quote]實際上，土人教育於實踐時亦遇到不少問題。相對常規學校，土人學校只有較差的師資與教育資源；而由於愛努人大多以漁獵為職業，故普遍對學術教育不重視，加上學科均以日語為教授語言，愛努學童在愛努日常社區與學校使用不同語言，變相難以投入學校課程（註14）。即使愛努學童的教育成果與預期或有偏差，土人學校的設立一方面應付了義務教育原則，一方面配合明治政府的同化政策，透過直接的教育灌輸「適合時宜」的知識。 在明治政府安排的皇民化政策下，教育是主要的同化途徑。「文明」、「日本化」愛努人的下一代，對日後北海道的長遠社會穩定有重要的戰略作用。因此，像當時日本的常規學校，「大日本」的觀念在學校中廣泛傳播，當中包括天皇與日本神話傳說的讚頌，確保天皇的地位與政權的穩定性。土人學校的設立清楚分隔愛努學童與和人學童的學習環境。 在教育的灌輸下，年輕一代的愛努人已漸漸失去接觸愛努文化的機會；同時，他們在制度上仍被認為是「異族」，無法獲得真正的平等地位。   在明治初年，愛努人面對的是文化的斷裂與無法改變的社會歧視。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今日外顯的愛努文化，幾乎只能在博物館看到。（Credit: Wikimedia Commons）[/caption]   保護私有為由，禁止愛奴人漁獵 在《開拓使事業報告》第一篇中，戶籍部分在「函館支廳」、「根室支廳」記載了當時舊土人至明治 2 年至明治 14 年的職業分布。調查結果顯示初期，舊土人多從事漁業工作，主要是在捕撈漁獲後與陸上商人或中間商交易。在愛努人的傳統文化中，並無對土地、海峽等自然環境訂立明確的私有系統。 當時，私有制度在當時日本已有穩定的基礎，明治政府接管蝦夷地後亦引進了漁業權與土地的私有制度。另一方面，開拓使亦以「保護自由」為理由推行地區性的禁止打獵和魚釣。 開拓使對愛努人捕漁、打獵工作的干預與對農業的鼓吹改變了愛努人原來的生活規律，職業的轉變亦影響了愛努人的飲食習慣。   根據上述調查，農業人口在開拓使政策下持續上升。按近人研究，北海道亦成功成為日本的「糧食基地」，主要出產小麥與馬鈴薯。 愛努人世代以漁獵為業，所建立的部族文化與漁獵息息相關，如出海與捕獵前的宗教祭祀儀式和武器裝備的裝飾藝術等。愛努人在開拓使的規劃下突然改變職業，亦改變了生活的習慣（註15）。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1870 年所繪製的愛努人熊靈祭（熊送り）情形，為愛努人傳統信仰之一，於 1955 年被北海道政府禁止，後 2007 年因《動物權利法》而再次被禁止。（Credit: PHGCOM / CC BY-SA 3.0）[/caption]   《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的影響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從土地、醫療、教育等方面「給予援助」，以保護舊土人的生活為目的，但內容卻是對愛努文化更甚的威脅。[/epq-quote]至 1899 年，明治政府頒布《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雖然官方立場指法案的目的是針對愛努人在明治時代遇到的社會問題提供協助，但從法案名字的選擇 ——「舊土人」已顯示明治政府的態度與歧視意味。《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仍是帶有上而下、優越對劣等的文化認知背景。 《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從土地、醫療、教育等方面「給予援助」，以保護舊土人的生活為目的，但內容卻是對愛努文化更甚的威脅。下文以日本內務省總務局於 1900 年《印刷法規》中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原文與韓君玲老師譯的《新譯日本法規大全》的兩項資料作為參考：   一、土地所有權與職業 根據第 1 條和第 4 條法令，「舊土人中欲從事農業者可以以家庭單位免費得到 1.5 萬坪土地」；而貧困的舊土人則更可以獲得農具與種子等農業必須品（註16）。這可被理解為政府為解決愛努人貧窮問題給予職業上的援助 —— 然而，《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同時亦進一步限制愛努人原本的土地發展。第 3 條法令更指明，若 15 年內不開墾土地，政府會重新收回土地。 在固有土地均受到政府限制的制度設計下，愛努人只能依照政府安排從事農業，滿足日本政府的預期。   「在有條件與前提的情況下提供土地」能迫使更多愛努人由漁獵業轉至農業，更能有機會解決愛努人貧窮問題、生活自給自足，進一步達到明治政府對北海道的其中一個盤算 —— 供應日本帝國食物的糧食基石。 事實上，不少分配予愛努人的免費土地屬於「不利」地段，地理位置偏遠亦難於耕種。政府透過同時禁止狩獵捕魚與提供鼓勵農業資助，希望能達到大比例的產業轉型，卻忽視計劃若失敗所帶來的後果則是原有產業的毀滅與貧窮。 然而，沒有發言權的愛努人只能接受沉重的限制 —— 就 1922 年有關愛努人職業的調查報告，只有不足 20% 愛努人轉為務農。不少當時的愛努人既無法繼續從事漁獵業，亦無法成功從事農業（註17）。愛努人貧困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變得更為嚴重。   二、教育與福利政策 《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的第 7 條至第 9 條，與愛努學童中的土人教育有關。根據法令，政府會以政府國庫為來自貧窮家庭的愛努學童提供學費；亦會在舊土人的村落中建立小學（註18）。政策似乎為保障愛努人的教育機會，然而，當時土人學校中的教育政策以「皇國臣民化」（即向愛努學童灌輸和人文化）與教授配合政府規劃的知識。縱使日本政府協助愛努人接受教育，但教育的性質與政府的目的使保障教育只是更大規模同化政策的手段之一。 土人教育的持續實行除了延續了大規模、且上而下的社會歧視，亦使愛努人繼續無法融入日本社會。   《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中第 5 條與第 6 條為救助福利政策，法令為無法負擔醫療藥物與埋葬費用的貧困阿伊魯人提供援助。縱然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嘗試為愛努人提供更多的社會援助以脫離貧窮狀態，但在當時愛努人所面對的問題癥結則沒有處理，甚至變得更為嚴重。 再者，法令中清楚列明援助金會由「北海道舊土人共同財產」承擔，在不足情況下明治政府才會動用國庫，明治政府實際提供的經濟資助有限。總括而言，《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仍是帶有歧視性的同化政策。   愛努人，正是日本西化與民族化下的犧牲者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由政府政策主導的歧視問題仍然綑綁著愛努人的生活。愛努人被強制捨棄愛努身分，同時不被和人接納，只能以「舊土人」身份在社會中生存。[/epq-quote]愛努人面對的社會大規模歧視與文化滅絕在法令頒布後變本加厲。他們原來熟悉的生活模式被進一步限制，由被逼改變生產活動，至禁止文化的承傳：為愛努文化造成毀滅式破壞。 由政府政策主導的歧視問題仍然綑綁著愛努人的生活。愛努人被強制捨棄愛努身分，同時不被和人接納，只能以「舊土人」身份在社會中生存。 在 1903 年的大阪勸業博覽會與 1904 年的美國聖路易國際博覽會中，日本安排愛努人作為代表「落後野蠻人族」的展示品。愛努人作為「展示品」，失去基本的尊嚴（註19）—— 愛努人被「文明開化」的過程不只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消逝，亦演繹出明治政府急速西化與民族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路程。   今天，「舊土人」愛努民族已被大部人忘記，文化碎片只可在博物館中追溯。主流論述也不再探討北海道作為日本領土一部分的正當性，甚至仍有人認為日本為單一民族國家。在革新過程中，蝦夷地愛努人只能被動地經歷這場上而下、優越對劣等的「文明改革」，愛努人的意見和想法亦全數被排除於考慮範圍之外。 若日本大和民族的單一性是因應政權需要而被製造的產物，愛努民族便是在生產過程中被犧牲的一群。   愛努人既無法阻止蝦夷地變成北海道、愛努人變成日本人；亦無法逃離強制性的傳統文化身分割裂、與受大和文明驅逐與排斥的命運。 （本文原標題為〈阿伊努人：只能在博物館中見到的「真．日本人」〉，原刊載於《01歷史》。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著傳統服飾的當代愛努人。（Credit: Torbenbrinker / CC BY-SA 3.0）[/caption]   附註

1. 本文以愛努人在制度壓迫下被同化的制度化過程與大規模的整體社會歧視為探討主題。實際探討方向為以「籍貫與名字」、「文化生活」與「教育制度」三方面簡介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對北海道愛努人實施的政策。範圍為 1869 年明治政府併合蝦夷地至 1899 年頒布《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30 年之間的文明開化政策。在主要原始史料方面，本文會主要參考大藏省於 1885 年出版的開拓使事業報告第 1 篇和第 4 篇、明治 31 年（1899 年）落實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原文以及在 1910 年發表的《我国の教育》文獻，初探明治初年愛努人面對的「文明開化」改革。本文亦會配合近人研究，期望能追溯愛努民族的文化背景，探討愛努民族在日本政府政策下社會生活與文化改變。
2. 胡起望，日本的阿伊努人，民族學研究，第八輯（1986 年）。
3.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29。
4. 雷鳴，日本少數民族阿伊努人的語言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04 期（2012 年）。
5. ノエミ・ゴッドフロア，明治時代におけるアイヌ同化政策とアカルチュレーション。
6.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29。
7. ノエミ・ゴッドフロア，明治時代におけるアイヌ同化政策とアカルチュレーション（フランス国立東洋言語文化学院，2010）。
8. 高倉新一郎，アイヌ政策史（日本：日本評論社，1943），403-406。
9. 開拓使事業報告（日本：大蔵省，1885）第一編，543-629。
10. 開拓使事業報告（日本：大蔵省，1885）第四編，402-430。
11. 沢柳政太郎，我国の教育（日本：同文館，1910），449-508。
12.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29。
13. 沢柳政太郎，我国の教育（日本：同文館，1910），449-508。
14. 沢柳政太郎，我国の教育（日本：同文館，1910），449-508。
15.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29。
16. 法規類抄。明治３３年刊中（日本：內務省總務局，1900），771-773。
17.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29。
18. 法規類抄。明治３３年刊中（日本：內務省總務局，1900），771-773。
19.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5），115-135。